炎黄艺术馆缔造者

    黄胄（1925～1997），原名梁淦堂，字映斋，后来自己起笔名黄胄，河北省蠡县人。著名中国画画家、收藏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1940年师从著名画家赵望云学国画。1945年随赵望云到敦煌写生，画了大量速写。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西北军区战士读物出版社美术记者和编辑。1952年创作《苹果花开的时候》获全国美展一等奖，《打马球》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1957年创作《洪荒风雪》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展览会金奖。后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任创作员。1959年，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公司顾问。毛驴是黄胄笔下一个经典的艺术形象，1978年黄胄画的《百驴图》被时任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裕仁天皇。1981年任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原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黄胄是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缔造者；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筹建者；黄胄美术基金会设立者。他带头捐赠自己书画作品与古代文物、书画收藏。主持具有深远影响的“93科学与艺术研讨会”“95经济与文化研讨会”等若干重要展览及学术活动。黄胄独创性地将速写融入中国画，开启了全新的人物画笔墨范式，拓展了中国画艺术语言。黄胄的社会活动与艺术实践，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出版有《黄胄作品选》、《丰收图》、《动物写生》、《黄胄速写集》、《黄胄作品选》、《群驴图》、《黄胄新作选》、《百驴图》、《喀什噶尔速写集》、《载歌行——黄胄天山南北作品集》等画集。

性之所致 笔亦随之

    从黄胄的画可以看出，他早期的画就没有专师哪一家，他的人物、动物等造型，来自自己的写生，笔墨就是当时流行的画风，但显然比流行的画风更丰富、更完美，也更深沉。即是说，他广泛地吸收了新旧传统的画法，又根据他所表现的对象加以变化。所以，他的画更杰出，虽然个人鲜明的风格不是十分突出，但也不同于一般。稍后一段时间，他作画更熟练。他基本上是依性情作画，性之所致，笔亦随之。看样子他的画是很神速的。有人说他是速写入画。而他的速写也是性情使然。以性情入画，则画见性情，画惟见性情，方是真画，方是活画。画无性情，皆是死画。画画人纵有功力，若无性情，则画无灵气，虽曰画而非画也。解放以来，画有性情者，以黄胄为最高。 

    性情特强之人，所画人物、禽兽、花卉、山水皆性情也，笔也性情，墨也性情，一任性情之放纵，传统、成法皆不在话下。有人说黄胄不懂传统，每一笔皆不合传统。若从传统方法论笔墨，如何下笔，如何运笔，一波三折，平、圆、留、变、重等等，他的笔墨确是不太符合的，但黄胄的笔墨却符合中国画的最高境界——生动，他的画气高韵足，无古法，而自家法立于其中了，而且有传统中国画要求的最高准则：散、淡。散就是胸无杂念，包括没有素描式，光暗对比等约束；淡就是绝对自然。黄胄因性情使然，不期然而然的达到“散”和“淡”的极致，所以，他的人物画也生动到极致。 

    画人物画能画得很准确者，大有人在。形神兼备者也大有人在。但能使人感到可爱的人物形象则不多了。黄胄画的人物形象严谨也许不是他惟一能做的，但“可爱”却超乎常人，他笔下的春兰、渔家少女、草原姑娘等等，都是那样的可爱，看后令人动心，这就难能可贵了。 

    黄胄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上的人物画大师，而在花鸟畜兽绘画题材领域他也同样颇多建树，他笔下的小毛驴儿、狗、骏马以及骆驼形象，鲜活生动、生机盎然。这些艺术形象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人物形象配景而画的，他们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其中他画的小毛驴儿与徐悲鸿画的马、齐白石画的虾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喜闻乐见并且广泛传颂的艺术经典。黄胄是一位从生活中依靠画速写为基础成长起来的画家，他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是打在一处、闹在一起的，其中不仅仅有新疆维族的民众，还有这些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生灵。黄胄与这些生灵之间不是仅仅的外在观察，而是与他们形成了一种超出艺术范畴之外的生存与情感联系，有一段特别的聚散情缘。也许正是这种东西才使得黄胄笔下的生灵栩栩如生，感动了吸引了国内外千千万万个观众，画面的背后关于这些生灵与黄胄之间的故事也同样曲折离奇、感人肺腑，可比聊斋异事，颇足一叙。

贴近现实生活创新中国人物画

    黄胄以“生活之路”开创了中国人物画的创新之路，始终坚持对现实人生的热情关怀，以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诗意作为关注对象，并将自己的情感与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黄胄说：“任何艺术都来源于生活，任何有成就的画家如果长期脱离生活，失去对生活的热劲，他的作品就会变得苍白、甚至枯萎。只有满腔热情地刻苦地在生活中追求探索，才有可能画出好作品”。 黄胄作品洋溢在笔墨之间的真挚情感，都来自于民族地区兄弟姐妹创造新生活的实践之中。西方美学家楚布说：“自然之精华与理想生活之再现谓之美。”黄胄的作品正是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各族人民奋发向上，创作幸福生活，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风貌，凸现了人性的光辉。在黄胄众多的“风俗画”作品中，从不表现民族地区封建落后的风俗，他认为，一个艺术家应该是时代的先驱，以健康的美去影响社会，如果画家没有自己正确的感情，所追求的美远离大家的欣赏习惯，也不可能被时代所承认。黄胄这种作为艺术家的高度的社会责任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对我们不能不说是一种警示和启发。

    黄胄的艺术扎根于新时代的精神与生活，在前无古人的“边疆”题材的创作领域之中致力于拓展与创造，同时打破了中国画的旧有陈规和羁绊，将中国画的传统进一步革新为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紧扣时代脉搏的旋律；在他的艺术语言中，独创性地把速写的观察和表现手法引入到中国画的创作之中，既创造了崭新的笔墨手法和作品意境，具有极强的现实感召力，又在艺术观念上独树一帜，对中国画的发展起到了明确的推动作用。

    刘曦林：在现代画史上，有许多高手画过新疆生活，他们在个别形象的塑造方面或精于黄胄，但在总体味道的把握上没有人赶得上黄胄。在维吾尔人心目中，惟有黄胄画出了他们的美，能得其神采味道。

    薛永年：黄胄怀着对新生活的热爱，把速写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引入了中国画的基本训练和创作之中。所画人物、牲畜，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豪放自由，打破了各种窒息创造精神的陈规，使传统中国画贴近了现实生活。

    郑闻慧：徐悲鸿先生在解放初期第一次美展排选作品中看到了黄胄的作品，觉得很有生活，无论是笔墨还是内容等方面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当然从纯艺术角度来看，那时黄胄的作品中仍有不太完美的地方。据说，徐先生几次将黄胄作品从众多参选作品中拿出，并且讲宁可自己的作品不展，也要展“黄画胄”这个年青人的作品。黄胄创作《爹去打老蒋》时，还在新疆。那时，徐先生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吕斯百先生向徐先生要美术教师。徐先生说，你们西北就有一个“黄画胄”画的不错。他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徐先生所说的“黄画胄”。

    程征：在期刊里，看出他不凡的手笔。黄胄的毛笔速写，还有工厂速写和戏剧速写，大幅图画和木刻。题材都是人物和毛驴之类。虽然还带有老师的影子和三分稚嫩气，但所绘人物之传神、造型之准确、线条之流畅，和他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速写水准风格已很接近了。

黄胄趣闻逸事

    黄胄画驴还扯出一段趣闻。黄胄刚到北京时，曾许诺要给老朋友剧作家黄宗江画驴。文革后，黄宗江想起黄胄之诺言，便写出一函信向黄胄“讨债”。可黄胄当时正有病，无法动笔，“驴债”当然就无从偿还，连“借条一张”也未讨得。想来，黄宗江不甘心。

    直到1980年7月，黄宗江在黄山脚下，遇见黄胄。旧事重提，立马要黄胄偿还“驴债”。但当时行色匆匆，黄宗江便改口：“你不马上画可以，可得立个欠条。”黄胄推托着：“你还开玩笑!”可同时亦觉得抱歉，便以黄宗江口授，用毛笔写下欠条一张：“二十年前欠宗兄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难以计数，无力偿还，立此存照。”落款：黄胄于黄山 黄宗江老兄收执 一九八零年七月十日”。

    过了一段时间，黄胄便画出两匹毛驴，派儿子送给黄宗江，并想收回欠条。不料黄宗江想留住这件别致的“欠条”宝贝，就说出一番大道理来：“毛驴已由令郎送到。经验明系两头公驴，不能生育后代。兹取算盘拨算，雌雄二驴，代代相传至今，已共一千四百八十六头，明年将计四千九百九十九头，即使扣除此孽畜二头，阁下尚欠驴一千四百八十四头，明年仍欠四千九百九十七头。因差距很大，所以阁下欠单恕不奉还。前途茫茫，仍祈努力，以免法庭相见时拿出笔证也。”

    儿子回家复命，黄胄无奈，只得又画了两匹驴，再派儿子送去。因为黄宗江戏言前送为公驴，故此图专意题了“母驴图”。后面的题句，有些恶谑：“宗江老兄匹配”。落款是：“黄胄奉赠”云云。

    文革期间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贫困，黄胄依然非常乐观，在新春佳节，他想换换口味，包一顿韭菜馅而非十几年一贯制的白菜馅饺子吃，于是黄胄写信让好友付克买２斤韭菜来包饺子过年。于是大年初一，付克夫妇拿着韭菜，前往黄胄的家中。黄胄还专门拿出了保存多年的一瓶茅台酒，算是美酒配美食吧。两家人吃着韭菜馅饺子，喝着饺子酒，过了一个在那个年代十分丰盛的大年初一。